（上一段）

我遍访了各部，决定再走访一下国民议会。这个机构，还是沿用原来的名称，称为国民议会。实际上议员都是由警察总署长指派的。内阁一有变动，立刻就安排新的选举。这种事甚至每月都会碰上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就徒有虚名了，实际上就是委派议员。「选举」这个词儿溯源于上古时代，那时候老百姓除了种种操心以外，还有一件枯燥乏味的差事，那就是煞费心思考虑选什么人当自己的代表。从前搞起选举来，办法十分原始且复杂；可是在现代的文明的斯特拉迪亚，这一大套繁琐的手续完全简化了。警察总署长把人民群众的操心事揽到自己身上，委派议员代替人民选举。这样一来，老百姓自由自在，不必再浪费时间，不用操一点心思。所以，这种选举叫作自由选举，道理就在这里。

用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国民议员，要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都聚集到斯特拉迪亚的首都来。政府（当然是效忠于祖国的政府）想尽办法要使这些决策是明智的，是符合现代潮流的。政府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切努力。议员们到达首都，在着手工作以前，必须在号称「倶乐部」的培训学校里待几天。他们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排练，以便更出色地演好自己的角色[1]。

这完全象剧院里排戏。

政府写好底稿，议员们要在国民议会中朗读。倶乐部主任就象导演，必须掌握全面情况，为议会的每一次会议给议员们分配角色，当然罗，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配角色的。有些人被委以重任，要发表长篇演说，有些人则作简短的发言，充当配角而已，而有些人只需说一声「赞成」或「反对。」（可是说「反对」的机会是极其难得的，除非是为了要计算票数，说明表决确是通过正常的程序——少数服从多数。而实际上呢，在议会开会之前，一切都早已内定。）有人如果连这点也不会做，那就担任哑角，在表决的时候用起 立的方式表态。

在细致地分配好角色以后，议员们各自回去，开始做开会前的准备工作。我第一次看到议员练习自己的角色，不禁惊讶万分。

有一天，我清晨起身，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许多学生，有中小学生，也有大学生。一些学生来来回回地走动，出声地念着课本——有的念历史，有的念化学，有的念神学。另一些学生成双成对地一问一答，复习着功课。

我在年轻人中间也看到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同样在徘徊，或者坐在凳子上，捧着纸片熟读着什么。我坐到一个穿民族服装的老头儿身旁，悉心聆听着。他嘴里喃喃有词，翻来复去念着这一段话：

「议员先生们讨论了这份重要的法律草案，敬爱的ＴＭ同志阐述了上述法律的重大意义和一切卓见之处，我听了他的精彩发言，认为有必要说几句话，以此稍稍补充刚刚发言的这位敬爱的同志的意见。」

老头儿把这段话翻来复去地念了十几遍，然后把底稿搁在一边，昂起头，眯缝着眼睛，开始背诵：

「议员先生们……重要的法律草案，敬爱的……同志阐述了……阐述了……」他背到这个地方顿住了，沉默半晌，皱起眉头，苦苦思索着。他只得拿起底稿出声地反复念这段话，然后再背背看，可是又失败了。这样试了好几回，情况愈来愈糟。老头儿长叹一声，忿忿地把底稿一扔，颓丧地耷拉着脑袋。

对面的凳子上坐着一个小学生，出声地复习着植物课，手里拿着一本书，书是合上了的。

「这种有益的草本植物生长在沼泽地带。它的根部可以作为药用……」

老头儿抬起了头。等孩子背完功课，老头儿问道：

「都记牢了？」

「记牢了。」

「祝你成功，好孩子！趁你现在记性好，努力学习吧。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一点不中用啦！」

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老先生要挤在孩子们中间？他们头发已经花白，干吗还得硬记死背些什么呢？他们念的是什么样的学校呀？

我真想探索这种怪现象的奥秘，便主动找老头儿攀谈。从交谈中得知他是国民议会议员，倶乐部主任要求他背出一篇发言稿，他刚才反复诵读的就是发言稿的第一段。

等大家熟悉自己的角色以后，俱乐部开始进行测验，然后是排练。

议员们走进俱乐部，各就各位地坐下。俱乐部主任和两副主任端坐在一张独特的桌子后面，并排的是内阁成员的桌子。再过去，坐着俱乐部的秘书。秘书先一一点名，然后他们开始正式工作。

「扮演反对派的诸位请站起来！」主任发布命令。

几个人站了起来。

秘书清点人数，只有七个。

「第八位在哪儿？」主任问道。

没有人回答。

议员们朝四下里张望，仿佛在表白：「不是我。谁是第八位，我不知道！」

那七个人也朝四下里张望，寻找着第八位伙伴。其中一个人突然茅塞顿开：

「就是他，就是他接受扮演反对派的角色。」

「不，不是我，怎么亏你想得出来的？！」那个人垂着头，忿忿地辩白道。

「那么是谁呢？」主任问道。

「我不知道。」

「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吗？」主任问秘书。

「到齐了。」

「真是活见鬼，照理说这个人应该在这里！」

没有人吭声。大伙儿又开始朝四下里张望，甚至那个受大家怀疑的人也在朝四下里张望。

「谁是第八位，快承认吧！」

没有个人承认。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主任对那个可疑的人说。

「是他，是他！」其余的人齐声嚷道，并且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我不能扮演反对派角色。」那个人苦恼地说。

「你为什么不能？」主任不胜惊讶地问。

「让别人当反对派吧。」

「谁来当反对派，那不都是一样。」

「我要跟政府站在一起。」

「实际上，你当反对派角色，就是跟政府站在一起。这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才要人扮演反对派。」

「我不扮演反对派，我要跟政府站在一起。」

主任花费很大力气劝他扮演一下反对派，直等到一位部长答应给他有利可图的特种供应，这才说服了他。

「噢，谢天谢地，」满头大汗、疲惫不堪的主任大声说，「现在总算满八个啦！」

但是，当主任、政府官员跟第八位反对派快达成协议的时候，其余七位坐下了。

「现在所有的反对派都站起来！」兴高采烈的主任说道，同时擦去前额上的汗珠。

只有第八位一个人站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其余七个在哪儿？」主任火冒三丈，大声吼叫着。

「我们拥护政府！」七个人嘟哝着。

「唉，反对派都不见啦！」警察总署长绝望地说。

一阵静默，难以忍受的静默。

「你们这样算拥护政府吗？」警察总署长怒冲冲地说道，「如果你们不拥护政府，我哪里会选你们出来！你们怎么啦，难道存心要我们这些部长来扮演反对派角色？轮到下一回选举，你们别想从我手里通过。在这七个地区里，我让老百姓自己去选举，到那时候我们就有真正的反对派啦！」

最后，经过再三劝说，直等到给每个人许了愿，七个人才同意担任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政府拚命想给议会装点门面，能够以假乱真，而这几个人出了力，立了功，理应得到褒奖——有的升官，有的发财。

主要障碍已经排除，主任开始考査反对派。

「你怎样扮演你的角色？」他问第一个反对派。

「我要政府解释为什么动用国库。」

「政府将怎样回答你？」

「政府将回答，这是由于入不敷出。」

「你对这样的回答怎么说？」

「我说政府的解释令人满意，我要请十来个议员支持我。」

「请坐下！」主任说，他对答话感到很满意。

「你的角色怎样饰演？」他问另外一个人。

「我要提出质问：为什么有些官员平庸无能，却得到高官厚禄，而有些官员很有才干，却职位低微，多少年来得不到一点晋升。」

「问得好。政府该怎样回答你？」

「部长们回答：只有近亲和有大靠山的人才能够得到破格提升，其他的人休想。」

「你怎么说？」

「我说政府的解释十分令人满意。」

主任问到第三个人：

「我要发言：政府的财政情况如此困难，还要去借高利贷，我坚决反对。」

「政府该怎么说？」

「政府回答说，他们急需钱用。」

「你怎么说？」

「我说这样的正当理由令我信服，我对政府的解释感到满意。」

「你呢？」主任问第四个人。

「我要质问国防部长，为什么军队挨饿。」

「他该怎么回答？」

「军队没有东西吃！」

「你怎么说？」

「我感到非常满意。」

「请坐下。」

他就这样考查了其他几个反对派，然后转向大多数议员说话。

谁胜任自己的角色，就得到表扬；那些不胜任的，一律不准参加议会的会议。

议员们考虑到国内局势严重，在头几次会议上就着手解决刻不容缓的紧急事务。执政的人士深知自已肩负重任，便不在琐碎的问题上浪费时间，首先讨论加强海军的法律。

我听了，便问一个议员：

「你们有许多军舰吗？」

「没有。」

「你们有几艘呢？」

「现在一艘也没有！」

我感到很惊讶。他甚到我这副模样，同样也感到很惊讶。

「您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我听说你们在讨论加强海……」

「是啊，」他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正在讨论加强海军的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法律。」

「斯特拉迪亚有海岸线吗？」

「现在没有。」

「那你们要这种法律干什么？」

议员笑起来了。

「先生，我们的国家曾经跟两个海洋毗连，老百姓很想重振过去祖国的国威。您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正在努力达到这样的目的。」

「噢，那就又当别论啦，」我深感歉意地说，「现在我明白了，并且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斯特拉迪亚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一定能成为真正伟大的强国，只要你们往后照样悉心关注这个国家。」

（下一段）

 

[1] 历史学家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在他的著作《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的统治》中谈到当时议会的愴况如下：「在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的尼什会议中，国王独揽大权，主宰一切，他把几个州的警察头子调到尼什来管教议员……议员中谁要是不对国王俯首听命，那就灾祸临头：被传到宫里去挨骂，列入反对王朝的敌对分子名单。」

（上一段）

街上又是人山人海，一片喧闹的声音，震耳欲聋。

「这么许多人往哪里拥呀？又发生了什么事？又是什么 代表团吗？」我心里思忖着，同时惊讶地望着形形色色的人群。我向身旁的一个人问道：

「这些人急急忙忙上哪儿去呀？」

这个人用愤恨的目光扫了我一眼，显然是我提出的愚蠢问题把他激怒了。他转过身去不理我。

我问了第二个人，又问了第三个人，但是回答我的只是鄙夷的沉默。

最后，我终于遇到了一个熟人，我跟他是由于创办一家爱国报纸而结识的。（在这个国家里，每夭都有几家报纸创 刊。）

「这些人急忙上哪儿去呀？」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題，浑身却直打哆嗦，生怕这位爱国志士也跟其他人一样叫我难堪得无地自容。

「真不害臊！」他低声责怪我说，露出一副愠怒的神 色，嗓音也发不响了。

「请原谅我，我不是有意要叫您生气，我只是想问一问……」

「问得可妙呀！您住在哪个星球呀？您提的问题连畜生也明白，您怎么不害臊？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不幸，我们作为祖国的忠实儿子，全都赶去援助，而你却还在稀里糊涂，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样重大的事件！」这个熟人讲给我听，他的声音充满着爱国主义者的悲愤。

我解释了好半天，连连为自己的鲁莽行为致歉，请求他谅察。

他火气平息下来，就告诉我说，一个黩武的民族侵犯我国南方领土，在那里胡作非为，无恶不作。

「今天传来消息，」他说，「昨夜敌人捣毁许多人家， 烧毁房屋，抢劫牲畜！」

「这真可怕！」我打了个冷战，心里立刻下定决心，要奔赴祖国的南方，跟敌人一决胜负，——我十分同情无辜的遭受苦难的人民。这时刻，我压根儿忘了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我只觉得自己斗志昂扬，精神抖擞。

「面对敌人的烧杀掳掠，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不，不能！」我高声说道，我被熟人的激昂的言词鼓舞起来，「要不真是罪孽深重！」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急忙赶去开会。每个有觉悟的公民都将参加大会，不过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职业，各就各位。」

「为什么要这样？」

「哼……您问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是每个大会都会一致通过了爱国决议。大会决议愈多，力量愈大，主要是因为事情一旦涉及到亲爱的祖国，我们都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一点不错，人群开始分成一个个队伍，朝不同的方向拥去，奔向大会的场所。

不言而喻，我不可能出席所有的大会，因此就跟我的熟人同行，走向警察和司法系统官员聚会的地方。

我们走进一家旅馆的宽敞的大庁，那里已经布置好会场，放着一排排座椅，另外给会议召集人准备了一张桌子，上面铺着绿呢台布。爱国的公民分别在大厅里就座，会议召集人坐到桌子后面的座位上。

「朋友们！」一个召集人开始说道，「你们都知道我们开会的目的。我们赶到这里来，都怀着崇高的殷切的期望，要阻止敌军进一步侵犯我国南方领土，要援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但是，你们也都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需要选出大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

经过七嘴八舌的一番争议以后，大家选出了主持会议的这个召集人当大会主席，另外两个召集人当大会副主席和大会秘书。

按照规定的程序，大会主席闭成员向与会者表示谢意，感谢他们给予的信任。然后，大会主席摇了摇铃，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谁发言？」他问道。

第一排有一个人站起身来，他说大会应该向政府和伟 大、英明的政治家致敬，后者一定会向国王禀报他们的赤胆忠心。

与会者赞同他的提议，于是立刻草拟了一份底稿，大会鼓掌通过，但要求再作一些文字上的润色。

发言一个比一个精彩。每一篇演讲词都充满了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敌人的极端仇恨。所有发言的人都对第一个发言人的提议表示同意，并且一致认为，由于局势紧迫，必须毫不迟延地通过一项强有力的决议，以最严厉的词句谨责敌方的野蛮行径。

于是立刻选出三个擅长动笔的人，负责根据上述精神去拟写决议。

这时候，有一个人掏出一份写就的决议，请求大会允许他宣读。

他得到了准许，开始念道：

「今日出席大会的司法和警察系统的官员们，遽闻我国南方边境日益严重的不幸事件和敌方的野蛮行径，深感不安和震惊。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下列决议：

1. 我国同胞在这些地区遭受如此的不幸，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
2. 我们最强热地谴责敌人的野蛮行径，我们高呼『打倒敌寇！』
3. 我们怀着鄙夷的、愤激的心情，断定侵犯的敌人是个没打弁化的民族，我们是他们的文明邻邦，根本不值得予以理会。」

这份决议的基本内容一致通过了。在逐条热烈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认务：在第二条「野蛮」这个词的前面还应加上「极端的」字样。

接着，大会授权主席团签署决议，出席会议的人秩序井然地离开了会场。

街上又是一片喧闹，挤满了从无数会场散出来的人群。从人们的脸容看得出他们如释重负的喜悦心情，因为他们刚刚履行了艰重的、但又十分崇高的职责。

从四面八方传来类似这样的谈话：

「其实沒有必要这样小题大做。」一个人说。

「怎么没有必要？只有这样做，才好得很。您这是怎么啦，在动什么脑筋？对付这些畜生，就得狠，毫不留情。」第二个人忿忿地说。

「我懂得，你就别教训我吧，但是这样干可不行，失掉 分寸啦。」第一个人反驳说。

「对他们这帮子，你还讲什么分寸？你说也许他们不会作恶多端，是不是？就算是这样，叫他们读读我们的决议，让他们检点裣点自己的行为，也是理当如此的。」第二个人坚持自己的观点，气愤得声音也颤抖了。

「我们是文明的民族，气量应该大一些。此外，我们还得小心谨慎，别伤了邻邦的和气。」这个爱好和平，颇知分寸的人讲了这一番道理。

傍晚时分，各报已经刊登出当天在爱国大会上通过的无数决议。没有一个人不急忙赶来援助国家。报纸登满了工会、青年、教师、军官、工人、商人、医生、文牍员等各行各业关于祖国南方不幸事件而作出的一个个决议。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袖手旁观。所有的决议都贯穿着同样一个精神，措词尖锐激昂，每一份决议中都有「深感震惊」、「我们最强烈地谴责」等字样。

晚上，城市又沉浸在欢乐之中，然后，斯特拉迪亚的热爱和平的英男儿子们进入了安安稳稳的甜蜜无比的梦乡。

第二天，斯特拉迪亚的其他各地区都发来了消息，没有一个角落不通过关于「最近不幸事件」的慷慨激昂的决议。

这个生气勃勃的民族，这个具有高度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民族大大地鼓舞了我。我不禁从心坎里发出了欢呼：

「斯特拉迪亚，即使其他的民族都灭亡，你也永远不会 灭亡！」

就在这一瞬间，我耳边又响起了这个极乐国土上恶魔的狞笑：「哈，哈，哈！」

我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下一段）

（上一段）

第二天，我访问了警察总署。机关前有一大群武装人员，个个脸色阴沉，怒气冲天。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在这样一个法纪森严的国家里，他们已经有两三天没有殴打老百姓了。

走廊和候见室里挤满了人，都是想拜见总署长的。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有的戴着大礼帽，服饰十分讲究，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身穿花哨的制服，腰间佩着马刀。

我不急于找总署长，想先跟在这里等候接见的人攀谈攀谈。

我先跟一个斯文的年轻人聊起来。据他告诉我，他想在警察局里找个差使。

「一眼就看得出您是个有学问的人，国家机关一定会马上录用您。」

年轻人哆嗦了一下，怯生生地朝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听见我说的话。他看到大家都忙于叹苦经，便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他做了个手势，要我说话轻点儿，接着悄悄地攥住我的衣袖，把我拉到远离人群的一边去。

「您也来谋个差使吗？」他问我说。

「不。我是个外国旅游者。我想跟总署长谈谈。」

「怪不得您拉开嗓门儿说我是有学问的人，说我马上能找到工作！」他悄声儿地说。

「难道这话不能讲吗？」

「可以讲，不过这可要害了我。」

「怎么害了您？为什么？」

「因为这个机关不接受有学问的人。我是个法学博士，但是我非隐瞒这一点不可，因为，要是总署长知道这一点，那可不得了，我就休想找到工作啦。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得不递交一份证明书，证明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这样才谋到一个好差使。」

我又跟几个人交谈，其中有一个是身穿制服的官吏，他对我诉苦说他至今没有得到过晋升，虽说他提供了控告反对派中五个人叛国罪行的材料。

我对如此不公道的境遇衣示深切的同情。

接着，一个富有的商人滔滔不绝地对我诉述他的一番经历。他讲了一大通，我只记得：几年前他在某城经营一家高级饭店，但是由于政治信仰问题吃了苦头，亏损了几百第纳尔；是的，过了一个月，他的政党登台执政，他立刻获得优裕的配给物资，因而赚回了一大笔钱。

「这时候，」他说，「内阁又倒了。」

「您又吃苦头啦？」

「没有。好在我已经脱离政治舞台。起初一段財间，我还拿出钱来资助我们的报纸，但是不去参加投票，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尝够了滋味。人家决不会这样干……后来我对政治活动真正腻烦了。一个人干吗要劳碌一辈于！所以我就决定干脆跑来求求总署长先生，在下届选举时选我当个议员。」

「但是选举不是要由人民来选吗？」

「怎么对您说才好呢？……按照宪法规定，选举当然要由人民来选，但是，实际上选举出来的人都是警察当局指定的。」

我跟好些人攀谈以后，便走到公务员面前，说道：

「我想见见总署长先生。」

这个公务员板着面孔，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

「等着！怎么，你没有瞧见这么多人都在等？ ！」

「我是外国人，来旅游的，没工夫等。」我沉着地对公务员说明情况。

「外国人」这几个字眼发生了神奇的作用，公务员慌慌忙忙地奔进总署长办公室。

总署长立刻殷勤地接见我，请我坐下，当然这都是在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

总署长长得又瘦又高，一副粗野的、铁板似的脸容，叫人看了厌恶，虽然他这时候竭力显得和蔼可亲。

「先生，您喜欢我们这个地方吗？」总署长勉强堆出一脸笑容，问道。

我连连恭维他的国家和人民，最后还补上一句：

「我特别钦佩的是：贵国管理有为，一片升平景象。我简直不知道应该先从哪儿说起。」

「呃哼，您过奖啦，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加强工作！」他得意洋洋地说，对我的赞扬感到很满意。

「不，不，总署长先生，我不是在吹捧，确实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我看到，老百姓心满意足，幸福无比。这几天里已经有这么多喜庆节日和庆祝游行！」

「情况确是如此。老百姓感到心满意足，这里边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因为我在宪法中人民充分享有的种种自由后面加了这么一条：『每个公民必须感到心满意足，兴高釆烈地推派各种代表团去祝贺每一桩重大事件和政府的每一项措施。』」

「这很好哇，但是，总署长先生，怎祥付诸实现呢？」

「这一点不难，因为全体公民必须绝对服从国家的法律！」

「好极了，」我说，「不过，要是发生了什么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都不利的事情，那又如何是好？譬如说，咋天我从总理先生那里知道，北部边境停止生猪出口，这件事将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对的，但是这一点不碍事。您瞧把，不出这一两天，全国各地都将为这件事派遣无数的代表团来向总理祝贺，祝贺他对我们友好的邻邦釆取如此英明委婉的策略！」总署长眉飞色舞地说。

「这太好啦，真想不到会有这样英明的制度。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也要由衷地向您祝贺，祝贺您出了大力，制订了如此英明的法律，使全国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老百姓无优无虑地过日子。」

「为了提防老百姓万一忘记履行在法律面前的责任，我在三天以前就預先向所有的警察机关下达一道秘密通令，贵令督促全体老百姓为此事向总理热烈祝贺。」

「那末，如果过几天恢复生猪出口，您可怎么办呀？」我好奇地问。

「很简单，我另外下达一道秘密通令，通过警察系统督促老百姓举办更加隆重、更加热烈的祝贺活动。凡事开头难，但是老百姓渐渐习以为常，不用督促也会照此办理。」

「一点不错，您说得对！」我说，心里却对总署长的一番话大为震惊。

「先生，要办任何事情，只要互相谅解和帮忙，总是能办成功的。在内阁里，我们彼此帮忙，保证每一个内阁成员的命令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譬如说，教育部长今天给我送来一道通令，要我帮帮他的忙，通过我主管的系统要求大家协助贯彻他的命令！」

「请问，这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并且是刻不容缓的。我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您瞧瞧吧。」

他说道，同时把一纸文件塞到我手里。

我拜读了一下：

「我们祖国的语言日益遭到破坏，某些公民肆无忌惮，居然无视法律中的明文规定，『任何公民无权破坏祖国语言，不得违背专门的「语言学家委员会」拟订的规定，而改变句中词序或臆造生字。』可是十分遗憾，目前有人竟然恬不知耻地把『愤怒』念成『问怒』。为了清除这种类似的可能严重危害我们亲爱祖国的祸端，我命令你们釆取行政手段保卫备受蹂躏的『愤怒』一词，对任何胆敢无视法律明文规定、擅自窜改词语者，应依法给予严惩。」

「难道这样的事情也要依法惩办？」我万分惊讶地问道。

「当然要惩办，非惩办不可。凡违犯上述规定而又有旁证者，应判处十天到十五天监禁。」

总署长沉默片刻，继续说道：

「先生，这一点您得细细琢磨！我们依法惩办那些胡乱遣词造句的人，无论从经济角度或者从政治角度考虑，都有说不尽的好处。您开动脑筋想想，就会明白一切。」

于是我绞尽脑汁，穷思苦想，却怎样也悟不出个道理来。我愈是苦思冥想，愈是摸不清总署长的意思，如堕五里雾中。我实在没法理解这个怪国家的这条怪法律，这时候总署长扬扬自得地望着我，心里思忖：外国人想必远远不如斯特拉迪亚老百姓这样聪明机灵，难免少见多怪，怎么也摸不管头脑。

「看来，您揣摩不出啦？！」总署长皱起眉头盯着我，问道。

「请原谅，我实在揣摩不透。」

「咳，您要知道，这条崭新的法律对我们国家可真是妤处无穷哩。第一，这种处分常常采取罚款形式，国家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可以用来资助我们的政界朋友，还可以充实特别基金，用来嘉奖那些拥护政府政策的忠实信徒。第二，这条法律粗看起来十分简单，实际上作用却不小，大大有助于政府在选举议员的时候获得议会中大多数席位。」

「但是，总署长先生，您不是说过宪法规定人民可以享受各种自由吗？」

「是的。人民可以享受各种自由，但是他们并不使用这些自由权利！怎么对您说清楚呢？您要明白，我们国家制订了许多保障各种自由的新法律，应该付诸实施，但是我们习以为常，还是使用旧法律，我们也更乐意使用旧法律。」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制订新法律呢？」我不揣冒昧地问道。

「我们国家有个老规矩，就是不断地变换法律，变换得愈多愈好。这方面我们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光是近十年来，就通过了十五部宪法[1]，其中每部宪法曾被废除三次，后来又恢复。这样一来，我们和老百姓都记不住，弄不清，到底哪些法律有效，哪些法律作废……先生，我认为，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持着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祖国的文明！」总署长作出了结论。

「您说得对，总署长先生。外国人真羡慕你们有这样英明的国家制度。」

不一会，我向总署长先生告辞，走了出来。

（下一段）

 

[1] 塞尔维亚在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统治时期经常变换法律和宪法。一八九四年废除了一八八八年宪法，恢复了一八六九年宪法。到了一九〇一年又被替代以更加反动的「四月宪法」。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随心所欲地变换宪法，简直闻所未闻。例如，他在一九〇三年曾临时废除不久前通过的宪法四十五分祌（四月六日深夜），他的理由如下：「昨日的骚乱促使我提前修正宪法。但是在修正之前，我将在午夜时分废除宪法，午夜后恢复，同时，在老百姓进入梦乡的这段没有宪法的时间，我将废除那些激进派以欺骗手段取得我批准的各种法规。」这件事发生在《斯特拉迪亚》一书出版以后，历史学家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曾目睹这个事件，讲述当时贝尔格莱德街上人们就此事议论纷纷：「这种无法无天的事连道曼诺维奇也没有想出来写进《斯特拉其亚》里去！」

（上一段）

我看见在离我登陆的地方不远的左边，紧靠着河岸，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大理石的方尖碑，上面雕镂着金色的字母。我兴致勃勃地走到它跟前，想瞻仰一下我父亲经常提起的那些著名英雄的名字。但是，大大出乎我的意外，大理石上刻着的却是这样的字句：

「由此往北，概属我国领土。伟大的上帝恩赐我国人民以独特的福分：我国语言中，按照语法规则，k 在 i 前面应改为 c。」

我念了一遍，又念一遍，大为惊奇，简直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而我感到最惊奇的是，这些字句使用的是我们祖国的语言写成的。

我的父亲和祖辈使用这种语言，我也用这种语言，但这里不是我要寻觅的国家；父亲给我讲的是另外一个国家。语言相同把握搞糊涂了，但继而一想，很可能是两个伟大的兄弟民族同属的一个族系，说同样的语言，而彼此并不相识。我渐渐不以为奇，倒反觉得骄傲，因为我的祖国的语言竟有如此得天独厚的特点。

我经过城堡，沿着通往城市的路走去，打算找一家旅馆歇歇脚，然后找个工作挣点钱，再继续寻找我的祖国。

我才走了几步，就有许多人好奇地围了上来，就象我是个怪物似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你推我搡，都想挤到前面来仔细瞧瞧我。人愈来愈多，站满了街道，交通也给阻塞了。

大家带着惊讶的神情打量着我，我也觉得这些陌生人很古怪。瞧每个人身上都佩戴着勋章和绶带[1]。极少数最可怜的也有一、两枚，其他的人都挂得满满的，简直连衣服也看不见。有的人勋章不是挂在胸前，而是干脆推着一辆手推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勋章、星章、绶带和其他的奖章。

这群人把我团团围住，还费尽气力挤到我身边来，我没法再往前走了。他们开始争吵，狠狠责怪那些我身旁多带了一会儿的人。

「你们瞧也瞧够了，现在该让我们瞧瞧啦。」

每一个有幸挤到我面前的人，趁还没有被人家挤开去，赶忙跟我攀谈。

缠得我好苦的总是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打哪儿来？……难道你一枚勋章也没有吗？」

「没有。」

「你多大年纪？」

「六十。」

「一枚勋章也没有？」

「一枚也没有？」

人群中响起阵阵感叹，就象在集市上指点某种怪东西那样：

「唉，还算是什么人呢，六十岁啦，连一枚勋章也没有！」

你推我搡，叫呀嚷的，愈演愈烈，人们从各处奔来，都想挤进人群中来瞧瞧我。事情终于发展到起哄打架，维持治安的警察出面干涉了。

我总算问询了一些人，他们到底有什么功劳才被嘉奖的。

一个人告诉人，部长嘉奖他，因为他具有无私的精神，对祖国有独特的功劳。整整一年，他经管一大笔公款，结算时发现总共只短少两千。「应该给他嘉奖，」大伙儿说，「他完全可以把钱都挥霍掉。但是他有高尚的品德和爱国心，他还肯这样做。」

另一个人受到嘉奖，是由于他看守国营堆栈一个月来，没有一个堆栈失火烧掉。

第三个人受到嘉奖，是由于他不寻常地发现：knjiga这个词，开头的字母是k，结尾是a。

某一个女厨子受到嘉奖，是由于她在一家有钱人家干了五年活，总共只偷了几件金银器皿。

一条好汉受到嘉奖，是因为他盗用公款，并不按当时的陋规束手待毙，反倒在法庭上气势汹汹地叫嚣：

「我干的就是我的理想信仰——这是我做人的主张，你们审判我吧。我不怕你们！」——他拍拍胸脯，往前走上一步。

我猜想，这个人得勋章，全凭他的这一身英雄虎胆。（对极了！）

一位公民得了勋章，是由于他活到古稀高龄，还没有去见上帝。

有个人受到嘉奖，因为他有本领把发霉的小麦以及一大批捞什子东西脱手，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发了财。

有一个人的了勋章，是由于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有了百万家私，却并不挥霍滥用，还捐助五个第纳尔[2]给慈善机关。

谁能一桩桩都记清楚！我只牢记每个人某一次嘉奖的缘由，而嘉奖的次数却数也数不清。

再说，事情发展到吵架动武，警察前来干涉了。警察驱赶人群，他们的长官吩咐派一辆带篷马车来，我被推进马车里。武装警察在马车旁边驱散人群。警官坐在我身旁，马车疾驰而去，人群乱糟糟地追赶着我们。

马车停在一所低矮、阴森的建筑物面前。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问警官。我认定他是警官，因为他吩咐要马车，还伴送我上这儿来。

「这里是警察局。」

我从马车里跨步下来，看见两个人正在警察局门口打架。警察站在旁边，注视着他们搏斗。警察局长和其他警官兴致勃勃地观看他们打架。

「为什么他们在这儿打架？」我问道。

「我们下过一道命令：凡是打架一类的纠纷，必须来这里当着警察的面进行。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局长和警官们不可能到大街小巷去四处奔走。这种办法一实行，我们就好办得多，现场察看也方便。两个人争吵起来，如果想打架，那就到这里来。那些随意在街上、不在指定地点吵闹打架的，一律要受惩罚。」

局长先生（一个胖子，灰白的胡子，圆兜兜的下巴刮得光光的）一看见我，惊讶得差点儿晕倒在地上。

「天哪，你是从哪儿来的？！」他说道。他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两手一摊，开始细细端详着我。

那个带我来的警官跟他悄悄地讲话，看来是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局长皱起眉头，不客气地问我：

「你回答，你从哪儿来？」

我就详详细细讲明我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上哪儿去，但是他性子很躁，又大声嚷嚷：

「得啦，得啦，你就别再罗唆了。最要紧的是，你得给我讲明白，你这副模样怎么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走？」

我朝自己身上看了又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可是什么也没发现。我这副打扮走了许多国家，从来没有人要我回答过这样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开口呀？」局长问道，他算是按照警察守则所规定的一条——「要遵守礼节」，但是我看得出他忿恨的直打颤。

「我要把你关进监牢里去，因为你在非指定地点闹事，你干的蠢事儿已经惊动了整个城市。」

「我真不懂，局长先生，我做了什么事，闯了什么大祸？」我惊恐地说。

「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头发也白了，可是你连小孩儿都懂的事儿也不知道。我再一次问你，你这副模样怎么能在街上走？你破坏社会秩序，并且不在警察局门口！」

「我没干坏事呀！」

「你发疯了，老家伙……没干坏事……那你的奖章在哪儿？」

「我没有奖章。」

「撒谎，老混蛋！」

「我对天发誓，真的没有。」

「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

「你多大岁数啦？」

「六十。」

「你六十岁没有一枚勋章？你住在什么地方？难道住在月球上不成？」

“我可以赌咒发誓，我一枚勋章也没有！”我身子也发抖了。

局长惊讶得发呆了。他张开嘴，瞪着眼珠子，盯着我，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神志略微清醒一些，就马上吩咐下级拿来十枚勋章。

从隔壁房间拿来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勋章、绶带和一堆奖章。根据局长的命令，他们赶忙给我拣了两三枚星章、绶带、三、四枚勋章，挂在我的脖子上，别在我的大衣上，另外还发给二十枚奖章。

「就该这样，老兄！」局长说道，他自鸣得意，因为他想出这条妙计避免了新的祸事。「就该这样，」他重复了一句，接着说：「现在你有点儿象个普通人了，要不你把我整个城市都闹翻了，你原来的样子象个怪物……你大概不知道今天我们有个节日吧？」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不知道。」

「真奇怪！」他有点儿伤心地说，沉默一会又说道，「五年前的这一天，那匹我经常骑的马生下来了。今天上午我接受各界著名人士的祝贺；晚上九点钟左右，我的马将参加火炬庆祝游行，接着我们在一家豪华的住宅举行舞会，到场的全是头面人物。」

这一回，我吃惊得差点儿跌倒在地，但是为了礼节起见，我强作镇静，走到他面前，用下面的话向他表示祝贺：

「十分抱歉，请原谅我不知道您的节日，不能在规定的时候前来道喜，因此我现在向您表示祝贺。」

他衷心感谢我对他的爱马的真挚的感情，因此吩咐左右款待我。

我喝了酒，吃了馅饼，便向局长告辞。我身上挂着勋章和星章，在一个警察的护送下到旅馆去。现在我可以平安无事地在街上走，不致于轰动全城，但我要是不佩戴奖章，那准又闹得不可开交。

警察送我到「可爱的苦难国」旅馆。旅馆老板拨了一个房间给我。我走进房间，困得只想歇息。我好容易盼到这时刻：我终于摆脱这个国家给予我的种种奇异印象，能够独自一个人安静下来。

（下一段）

 

[1] 在奥布廉诺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颁发的勋章名目繁多，泛滥成灾。

[2] 塞尔维亚货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