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段）

我遍访了各部，决定再走访一下国民议会。这个机构，还是沿用原来的名称，称为国民议会。实际上议员都是由警察总署长指派的。内阁一有变动，立刻就安排新的选举。这种事甚至每月都会碰上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就徒有虚名了，实际上就是委派议员。「选举」这个词儿溯源于上古时代，那时候老百姓除了种种操心以外，还有一件枯燥乏味的差事，那就是煞费心思考虑选什么人当自己的代表。从前搞起选举来，办法十分原始且复杂；可是在现代的文明的斯特拉迪亚，这一大套繁琐的手续完全简化了。警察总署长把人民群众的操心事揽到自己身上，委派议员代替人民选举。这样一来，老百姓自由自在，不必再浪费时间，不用操一点心思。所以，这种选举叫作自由选举，道理就在这里。

用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国民议员，要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都聚集到斯特拉迪亚的首都来。政府（当然是效忠于祖国的政府）想尽办法要使这些决策是明智的，是符合现代潮流的。政府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切努力。议员们到达首都，在着手工作以前，必须在号称「倶乐部」的培训学校里待几天。他们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排练，以便更出色地演好自己的角色[1]。

这完全象剧院里排戏。

政府写好底稿，议员们要在国民议会中朗读。倶乐部主任就象导演，必须掌握全面情况，为议会的每一次会议给议员们分配角色，当然罗，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配角色的。有些人被委以重任，要发表长篇演说，有些人则作简短的发言，充当配角而已，而有些人只需说一声「赞成」或「反对。」（可是说「反对」的机会是极其难得的，除非是为了要计算票数，说明表决确是通过正常的程序——少数服从多数。而实际上呢，在议会开会之前，一切都早已内定。）有人如果连这点也不会做，那就担任哑角，在表决的时候用起 立的方式表态。

在细致地分配好角色以后，议员们各自回去，开始做开会前的准备工作。我第一次看到议员练习自己的角色，不禁惊讶万分。

有一天，我清晨起身，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许多学生，有中小学生，也有大学生。一些学生来来回回地走动，出声地念着课本——有的念历史，有的念化学，有的念神学。另一些学生成双成对地一问一答，复习着功课。

我在年轻人中间也看到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同样在徘徊，或者坐在凳子上，捧着纸片熟读着什么。我坐到一个穿民族服装的老头儿身旁，悉心聆听着。他嘴里喃喃有词，翻来复去念着这一段话：

「议员先生们讨论了这份重要的法律草案，敬爱的ＴＭ同志阐述了上述法律的重大意义和一切卓见之处，我听了他的精彩发言，认为有必要说几句话，以此稍稍补充刚刚发言的这位敬爱的同志的意见。」

老头儿把这段话翻来复去地念了十几遍，然后把底稿搁在一边，昂起头，眯缝着眼睛，开始背诵：

「议员先生们……重要的法律草案，敬爱的……同志阐述了……阐述了……」他背到这个地方顿住了，沉默半晌，皱起眉头，苦苦思索着。他只得拿起底稿出声地反复念这段话，然后再背背看，可是又失败了。这样试了好几回，情况愈来愈糟。老头儿长叹一声，忿忿地把底稿一扔，颓丧地耷拉着脑袋。

对面的凳子上坐着一个小学生，出声地复习着植物课，手里拿着一本书，书是合上了的。

「这种有益的草本植物生长在沼泽地带。它的根部可以作为药用……」

老头儿抬起了头。等孩子背完功课，老头儿问道：

「都记牢了？」

「记牢了。」

「祝你成功，好孩子！趁你现在记性好，努力学习吧。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一点不中用啦！」

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老先生要挤在孩子们中间？他们头发已经花白，干吗还得硬记死背些什么呢？他们念的是什么样的学校呀？

我真想探索这种怪现象的奥秘，便主动找老头儿攀谈。从交谈中得知他是国民议会议员，倶乐部主任要求他背出一篇发言稿，他刚才反复诵读的就是发言稿的第一段。

等大家熟悉自己的角色以后，俱乐部开始进行测验，然后是排练。

议员们走进俱乐部，各就各位地坐下。俱乐部主任和两副主任端坐在一张独特的桌子后面，并排的是内阁成员的桌子。再过去，坐着俱乐部的秘书。秘书先一一点名，然后他们开始正式工作。

「扮演反对派的诸位请站起来！」主任发布命令。

几个人站了起来。

秘书清点人数，只有七个。

「第八位在哪儿？」主任问道。

没有人回答。

议员们朝四下里张望，仿佛在表白：「不是我。谁是第八位，我不知道！」

那七个人也朝四下里张望，寻找着第八位伙伴。其中一个人突然茅塞顿开：

「就是他，就是他接受扮演反对派的角色。」

「不，不是我，怎么亏你想得出来的？！」那个人垂着头，忿忿地辩白道。

「那么是谁呢？」主任问道。

「我不知道。」

「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吗？」主任问秘书。

「到齐了。」

「真是活见鬼，照理说这个人应该在这里！」

没有人吭声。大伙儿又开始朝四下里张望，甚至那个受大家怀疑的人也在朝四下里张望。

「谁是第八位，快承认吧！」

没有个人承认。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主任对那个可疑的人说。

「是他，是他！」其余的人齐声嚷道，并且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我不能扮演反对派角色。」那个人苦恼地说。

「你为什么不能？」主任不胜惊讶地问。

「让别人当反对派吧。」

「谁来当反对派，那不都是一样。」

「我要跟政府站在一起。」

「实际上，你当反对派角色，就是跟政府站在一起。这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才要人扮演反对派。」

「我不扮演反对派，我要跟政府站在一起。」

主任花费很大力气劝他扮演一下反对派，直等到一位部长答应给他有利可图的特种供应，这才说服了他。

「噢，谢天谢地，」满头大汗、疲惫不堪的主任大声说，「现在总算满八个啦！」

但是，当主任、政府官员跟第八位反对派快达成协议的时候，其余七位坐下了。

「现在所有的反对派都站起来！」兴高采烈的主任说道，同时擦去前额上的汗珠。

只有第八位一个人站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其余七个在哪儿？」主任火冒三丈，大声吼叫着。

「我们拥护政府！」七个人嘟哝着。

「唉，反对派都不见啦！」警察总署长绝望地说。

一阵静默，难以忍受的静默。

「你们这样算拥护政府吗？」警察总署长怒冲冲地说道，「如果你们不拥护政府，我哪里会选你们出来！你们怎么啦，难道存心要我们这些部长来扮演反对派角色？轮到下一回选举，你们别想从我手里通过。在这七个地区里，我让老百姓自己去选举，到那时候我们就有真正的反对派啦！」

最后，经过再三劝说，直等到给每个人许了愿，七个人才同意担任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政府拚命想给议会装点门面，能够以假乱真，而这几个人出了力，立了功，理应得到褒奖——有的升官，有的发财。

主要障碍已经排除，主任开始考査反对派。

「你怎样扮演你的角色？」他问第一个反对派。

「我要政府解释为什么动用国库。」

「政府将怎样回答你？」

「政府将回答，这是由于入不敷出。」

「你对这样的回答怎么说？」

「我说政府的解释令人满意，我要请十来个议员支持我。」

「请坐下！」主任说，他对答话感到很满意。

「你的角色怎样饰演？」他问另外一个人。

「我要提出质问：为什么有些官员平庸无能，却得到高官厚禄，而有些官员很有才干，却职位低微，多少年来得不到一点晋升。」

「问得好。政府该怎样回答你？」

「部长们回答：只有近亲和有大靠山的人才能够得到破格提升，其他的人休想。」

「你怎么说？」

「我说政府的解释十分令人满意。」

主任问到第三个人：

「我要发言：政府的财政情况如此困难，还要去借高利贷，我坚决反对。」

「政府该怎么说？」

「政府回答说，他们急需钱用。」

「你怎么说？」

「我说这样的正当理由令我信服，我对政府的解释感到满意。」

「你呢？」主任问第四个人。

「我要质问国防部长，为什么军队挨饿。」

「他该怎么回答？」

「军队没有东西吃！」

「你怎么说？」

「我感到非常满意。」

「请坐下。」

他就这样考查了其他几个反对派，然后转向大多数议员说话。

谁胜任自己的角色，就得到表扬；那些不胜任的，一律不准参加议会的会议。

议员们考虑到国内局势严重，在头几次会议上就着手解决刻不容缓的紧急事务。执政的人士深知自已肩负重任，便不在琐碎的问题上浪费时间，首先讨论加强海军的法律。

我听了，便问一个议员：

「你们有许多军舰吗？」

「没有。」

「你们有几艘呢？」

「现在一艘也没有！」

我感到很惊讶。他甚到我这副模样，同样也感到很惊讶。

「您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我听说你们在讨论加强海……」

「是啊，」他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正在讨论加强海军的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法律。」

「斯特拉迪亚有海岸线吗？」

「现在没有。」

「那你们要这种法律干什么？」

议员笑起来了。

「先生，我们的国家曾经跟两个海洋毗连，老百姓很想重振过去祖国的国威。您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正在努力达到这样的目的。」

「噢，那就又当别论啦，」我深感歉意地说，「现在我明白了，并且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斯特拉迪亚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一定能成为真正伟大的强国，只要你们往后照样悉心关注这个国家。」

（下一段）

 

[1] 历史学家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在他的著作《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的统治》中谈到当时议会的愴况如下：「在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的尼什会议中，国王独揽大权，主宰一切，他把几个州的警察头子调到尼什来管教议员……议员中谁要是不对国王俯首听命，那就灾祸临头：被传到宫里去挨骂，列入反对王朝的敌对分子名单。」

（上一段）

走到街上，我大吃一惊，只见大批大批的人，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朝一座府邸拥去。每个队伍打着一面旗职，旗上标明地区名称，下端还有如此的字样，「我们愿为斯特拉迪亚牺牲一切！」或「我们热爱斯特拉迪亚，胜过爱猪！」

街上一片欢庆节日的景象，屋项上悬挂起绣着国徽的白色旗帜。全部工场放假，一切交通暂停。

「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街上的一位先生。

「欢庆的节日啊。难道您不知道吗？」

「不知道。」

「这件事在报上已经大肆宣传了三天。我们有一位大政治家兼外交家，为国家建立过许多不朽功勋，全权掌握着我们国家的内外政策，这祥一位大人物却不幸得了重伤风。多亏上帝保佑，加上医生精心医治，伤风已经治好，这位英明伟大的人物现在又能够悉心关怀国事，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造福，使我们的国家愈来愈繁荣昌盛。」

在这位政治家的府邸前面，聚集了无数男女老少，挤得水泄不通。男人个个脱帽致敬；每个队伍里都有那么一个人，口袋里插着一份准备就绪的讲稿，那是一篇热情洋溢的祝贺词。

当那位白发苍苍的政治家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一片「日维奥！」[1]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传遍四面八方。邻近房屋的窗户全打开了，探出一个个脑袋来。围墙上、屋顶上——到处都有好奇的群众，甚至每扇天窗里都伸出几个脑袋瓜来。

欢呼声平息下来，呈现一片寂静，于是人群中响起一个激越高亢的声音：

「英明的领袖！……」

「日维奥！日维奥！日维奥！」一阵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打断了演说人的发言。等到喧闹声一静下来，演说人立刻继续往下说：

「我们地区的居民个个高兴得热泪盈眶，发自肺腑地感激仁慈的上帝把我国人民从一场大灾难中拯救出来，使你——我们敬爱的领袖祛除疾病，永葆健康，继续造福于国家和人民！」演说人说完这一段话，成千条嗓子喊出了：

「日维奥！」

英明的政治家感谢演说人的热烈祝贺，同时表示要全心全意、想方设法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当然罗，他的讲话又淹没在连成一片的「日维奥」的欢呼声中。

从祖国各地来的几十位演说人相继发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分别致以感人至深的答词。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欢呼声「日维奥！」所打断。

仪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发言一结束，乐声四起，满街都是游逛的人群，给节日增添一番欢乐的气氛。

夜幕降临，彩灯齐明。人民群众兴高采烈地举着火炬，全城的大街小巷又荡漾着悦耳的音乐，高高的夜空中闪耀着五彩缤纷的焰火，现出伟大政治家的名字，乍一看，就象是由星星织成似的。

夜深人静，斯特拉迪亚国的老百姓，竭尽公民的崇高职责，疲急不堪，现在早已进入甜蜜的睡乡，梦见亲爱祖国的灿烂未来。

我目睹这些奇怪的景象，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彻夜不能成眠。直到拂晓时分，我才和衣靠在桌上，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间，我听见一个可怕的狞笑声：

「这就是你的祖国！……哈，哈，哈！……」

我一跃而起，吓得浑身发抖，耳边萦回着阴脸的笑声：「哈，哈，哈！」

第二天，所有的报纸，特别是官方报纸，都报道了节日的盛况，报上也刊登了斯特拉迪亚各地区发来的电报，难以数计的人在电报中表示：值此伟大政治家顺利恢复健康之际，他们不能亲自前来表达欢欣的心情，深以为憾。

替政治家治病的医生也就一举成名。各报都有报道：某某地区或县城的一些有识之士，十分重视这位米隆医生的功绩，为他置办了珍贵的礼物。

―家报纸写道：

「据悉，克拉迪亚城仿效其他城市的做法，正在置备一件名贵的礼品，准备赠给米隆医生。礼品是一座精致的银烛台，样式是一尊医神的雕像，双手举着一只银杯，杯子边上盘绕着两条镀金的蛇，眼眶里嵌上钻石，嘴里可以插蜡烛。医神的胸前写上金字：『克拉迪亚城公民谨向为国立功的米隆医生致以由衷的谢忱！』」

所有的报纸纷纷刊登诸如此类的消息。全国各地筹置了赠给医生的珍贵礼品，打电报向这位红极一时的人物表示感谢。有一个城市劲头十足，甚至动手在盖造一座豪华的别墅，准备在墙上嵌一块显眼的大理石板，上面镂刻人民感恩的字样。

不言而喻，立刻赶制印行一幅图画，画面上是伟大的政治家热烈紧握着医生的手。下端有两行字：

「感谢你，忠诚的米隆，你治好了我的病，使我能够全心全意为亲爱的祖国造福！」

「我不为祖国履行自已的本职而已！」

在他们的头顶上，一只白鸽在翱翔，嘴里衔着一条缎带，上面写着：

「仁慈的上帝保佑斯特拉迪亚国无灾无难。」

鸽子的上端是醒目的标題：「为伟大政治家西蒙恢复健康纪念日而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仿佛是叫这个名字。

街道上，旅馆里，孩童们分送着这些图片，嘴里大声喊着：

「刚刚印出来的图片！政治家西蒙和米隆医生！……」

翻完了几份报纸（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刊登这位著名的爱国医生的详细生平），我决定去拜会农业部长。

这位部长先生已经上了年纪，矮小个儿，举止机敏，两鬓染霜，戴着一副眼镜。他请我坐在靠近他桌子的地方，自己坐在写字桌旁的老座位上。桌子上堆满了旧书，那些书的书页已经发黄，书皮已经破烂。他说道：

「恕我自夸了。您简直难以想象我有多么得意。您倒猜猜看，我发现了什么？」

「看来您发现了改进农业的方法？」

「咳，哪有这样的事！什么农业、工业的！改进农业、工业的事，自有出色的法律来管[2]。这些事用不着多操心。」

我默默无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于是他笑容可掬、扬扬得意地指着一本旧书，问我：

「您猜这是一本什么著作？」

我假装苦思冥想，他又笑眯眯地说：

「荷马的伊利亚特！……不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稀有的版本！……」他说道。他吐字缓慢，好奇地注视着我惊讶的神色。

我确实感到惊讶，虽说完全是出于另外一种原因。但是我装出正是这件稀世珍品引起我惊讶的样子。

「好极了！」

「嗨，不瞒您说，这还是孤本呢！」

「啊，那更珍贵啦！」我高兴地喊了出来，接着细细观赏这本书，装出一副样子，仿佛这件珍物完全吸引了我。

其实，我对荷马是一无所知。我想方设法提出其他种种问題，好容易把他的心思从这个荷马身上引开去。

「我不揣冒昧请问，部长先生，您刚才提到改善经济靠法律，到底有哪些有效的法律？」

「这方面的法律可以说是美不胜收。请您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这样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的。」

「应该这样，」我说，「任何国家要兴旺，这是最重要的基础。」

「我的看法也正是这样，所以我极力设法制订各种出色的法律，并且尽可能提高发展工农业的預算。」

「请问预算有多少？」

「去年，掌权的是另一个内阁，这方面的预算一度减少，但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预算费用提高到五百万。」

「这个数字对贵国够不够呢？」

「够了，足够了……您瞧，法律中还加上这么一条：『谷类等一切作物必须全面夺取优质高产』。 」

「这真是大有好处的法。」

部长得意地笑了笑，继维说道：

「我给我部里的官员作了如下的安排，我在每座村子设立农业管理局，配备五个官员，一人任局长。接着在每个县城也设立农业局，由一个局长带领一大批官员工作。他们的上级机关是州里的农业局。我们国家有二十个州，也就是二十个这样的州级局长。这些局长和他们的下属负责全面领导：监督下级机关履行自己的职责，改进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我们农业部就通过他们跟各州取得联系。我们部里有二十个处，配备大批官员，由处长领导工作。部里的处长跟州里的局长保持联系，并且责成自己的秘书向部长汇报一切情况。」

「好庞大的机构！」我插了一句。

「的确很庞大，论来往公文之多，我们的部是首屈一指。官员们整天埋头看公文，还忙不过来。」

静默片刻之后，部长继续说道：

「我在每座村子里都设有象样的阅览室，里边备有造林、农田作物、畜牧、养蜂以及农业其他部门的种种专业书籍。」

「农民都乐意来看书吗？」

「这是一项硬性的规定，就象军纪一样森严。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民，都必须到阅览室来看书，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识字的自己看书，不识字的由别人念给他听。此外，官员们还给他们介绍现代化科学耕地方法。」

「这样一来，他们没有时间下地干活啦！」

「是的，不过这仅仅是在开头一段时间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种新方法，初看起来，可能会有人不相信，甚至见不到什么效果。但是这项重大改革往后就能够大见成效。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最重要的是灌输理论，往后一切都会顺顺当当地进行，为了钻研理论而花费的时间，可以加倍地得到补偿。我亲爱的先生，地基一定要打得牢牢靠靠，才能够盖起高楼大厦啊！」部长讲完了这段话，擦去脑门子上因为兴奋而渗出来的点点汗珠。

「我完全赞同您对经济建设的高见！」我满腔热忱地说。

「从这一点出发，我是这样分配那五百万经费的，二百万发给官员，一百万作为付给农业教科书作者的稿酬，一百万拨作阅览室的开办费，一百万是官员的出差费，您瞧总共就是五百万。」

「妙极了！……您拨给阅览室的经费真是够多的啦。」

「不仅如此，最近我又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农业教科书以外，还要添置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科书，这是为了让农民种田以后再学学古代语言，可以变得风雅一些：每个阅览室里一定要有荷马、塔西佗[3]和其他古代经典著作。」

「太好啦！」我两手一摊，高声喊道，接着马上站起身来，向部长先生告辞了，因为这些伟大的改革我怎样也没法理解，倒把我弄得头昏脑胀。

（下一段）

 

[1] 塞尔维亚语译音，意思是「万岁！」。

[2] 指国民经济存在严重危机，国家不断制定经济领域中的各项法律。从一八九五到一九〇〇年，塞尔维亚的国家预算的赤字达62,359,754第纳尔，仅在一八九八——一九〇〇年期间，制定了十六种发展和改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法律。

[3] 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上一段）

第二天，我访问了警察总署。机关前有一大群武装人员，个个脸色阴沉，怒气冲天。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在这样一个法纪森严的国家里，他们已经有两三天没有殴打老百姓了。

走廊和候见室里挤满了人，都是想拜见总署长的。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有的戴着大礼帽，服饰十分讲究，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身穿花哨的制服，腰间佩着马刀。

我不急于找总署长，想先跟在这里等候接见的人攀谈攀谈。

我先跟一个斯文的年轻人聊起来。据他告诉我，他想在警察局里找个差使。

「一眼就看得出您是个有学问的人，国家机关一定会马上录用您。」

年轻人哆嗦了一下，怯生生地朝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听见我说的话。他看到大家都忙于叹苦经，便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他做了个手势，要我说话轻点儿，接着悄悄地攥住我的衣袖，把我拉到远离人群的一边去。

「您也来谋个差使吗？」他问我说。

「不。我是个外国旅游者。我想跟总署长谈谈。」

「怪不得您拉开嗓门儿说我是有学问的人，说我马上能找到工作！」他悄声儿地说。

「难道这话不能讲吗？」

「可以讲，不过这可要害了我。」

「怎么害了您？为什么？」

「因为这个机关不接受有学问的人。我是个法学博士，但是我非隐瞒这一点不可，因为，要是总署长知道这一点，那可不得了，我就休想找到工作啦。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得不递交一份证明书，证明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这样才谋到一个好差使。」

我又跟几个人交谈，其中有一个是身穿制服的官吏，他对我诉苦说他至今没有得到过晋升，虽说他提供了控告反对派中五个人叛国罪行的材料。

我对如此不公道的境遇衣示深切的同情。

接着，一个富有的商人滔滔不绝地对我诉述他的一番经历。他讲了一大通，我只记得：几年前他在某城经营一家高级饭店，但是由于政治信仰问题吃了苦头，亏损了几百第纳尔；是的，过了一个月，他的政党登台执政，他立刻获得优裕的配给物资，因而赚回了一大笔钱。

「这时候，」他说，「内阁又倒了。」

「您又吃苦头啦？」

「没有。好在我已经脱离政治舞台。起初一段財间，我还拿出钱来资助我们的报纸，但是不去参加投票，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尝够了滋味。人家决不会这样干……后来我对政治活动真正腻烦了。一个人干吗要劳碌一辈于！所以我就决定干脆跑来求求总署长先生，在下届选举时选我当个议员。」

「但是选举不是要由人民来选吗？」

「怎么对您说才好呢？……按照宪法规定，选举当然要由人民来选，但是，实际上选举出来的人都是警察当局指定的。」

我跟好些人攀谈以后，便走到公务员面前，说道：

「我想见见总署长先生。」

这个公务员板着面孔，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

「等着！怎么，你没有瞧见这么多人都在等？ ！」

「我是外国人，来旅游的，没工夫等。」我沉着地对公务员说明情况。

「外国人」这几个字眼发生了神奇的作用，公务员慌慌忙忙地奔进总署长办公室。

总署长立刻殷勤地接见我，请我坐下，当然这都是在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

总署长长得又瘦又高，一副粗野的、铁板似的脸容，叫人看了厌恶，虽然他这时候竭力显得和蔼可亲。

「先生，您喜欢我们这个地方吗？」总署长勉强堆出一脸笑容，问道。

我连连恭维他的国家和人民，最后还补上一句：

「我特别钦佩的是：贵国管理有为，一片升平景象。我简直不知道应该先从哪儿说起。」

「呃哼，您过奖啦，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加强工作！」他得意洋洋地说，对我的赞扬感到很满意。

「不，不，总署长先生，我不是在吹捧，确实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我看到，老百姓心满意足，幸福无比。这几天里已经有这么多喜庆节日和庆祝游行！」

「情况确是如此。老百姓感到心满意足，这里边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因为我在宪法中人民充分享有的种种自由后面加了这么一条：『每个公民必须感到心满意足，兴高釆烈地推派各种代表团去祝贺每一桩重大事件和政府的每一项措施。』」

「这很好哇，但是，总署长先生，怎祥付诸实现呢？」

「这一点不难，因为全体公民必须绝对服从国家的法律！」

「好极了，」我说，「不过，要是发生了什么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都不利的事情，那又如何是好？譬如说，咋天我从总理先生那里知道，北部边境停止生猪出口，这件事将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对的，但是这一点不碍事。您瞧把，不出这一两天，全国各地都将为这件事派遣无数的代表团来向总理祝贺，祝贺他对我们友好的邻邦釆取如此英明委婉的策略！」总署长眉飞色舞地说。

「这太好啦，真想不到会有这样英明的制度。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也要由衷地向您祝贺，祝贺您出了大力，制订了如此英明的法律，使全国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老百姓无优无虑地过日子。」

「为了提防老百姓万一忘记履行在法律面前的责任，我在三天以前就預先向所有的警察机关下达一道秘密通令，贵令督促全体老百姓为此事向总理热烈祝贺。」

「那末，如果过几天恢复生猪出口，您可怎么办呀？」我好奇地问。

「很简单，我另外下达一道秘密通令，通过警察系统督促老百姓举办更加隆重、更加热烈的祝贺活动。凡事开头难，但是老百姓渐渐习以为常，不用督促也会照此办理。」

「一点不错，您说得对！」我说，心里却对总署长的一番话大为震惊。

「先生，要办任何事情，只要互相谅解和帮忙，总是能办成功的。在内阁里，我们彼此帮忙，保证每一个内阁成员的命令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譬如说，教育部长今天给我送来一道通令，要我帮帮他的忙，通过我主管的系统要求大家协助贯彻他的命令！」

「请问，这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并且是刻不容缓的。我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您瞧瞧吧。」

他说道，同时把一纸文件塞到我手里。

我拜读了一下：

「我们祖国的语言日益遭到破坏，某些公民肆无忌惮，居然无视法律中的明文规定，『任何公民无权破坏祖国语言，不得违背专门的「语言学家委员会」拟订的规定，而改变句中词序或臆造生字。』可是十分遗憾，目前有人竟然恬不知耻地把『愤怒』念成『问怒』。为了清除这种类似的可能严重危害我们亲爱祖国的祸端，我命令你们釆取行政手段保卫备受蹂躏的『愤怒』一词，对任何胆敢无视法律明文规定、擅自窜改词语者，应依法给予严惩。」

「难道这样的事情也要依法惩办？」我万分惊讶地问道。

「当然要惩办，非惩办不可。凡违犯上述规定而又有旁证者，应判处十天到十五天监禁。」

总署长沉默片刻，继续说道：

「先生，这一点您得细细琢磨！我们依法惩办那些胡乱遣词造句的人，无论从经济角度或者从政治角度考虑，都有说不尽的好处。您开动脑筋想想，就会明白一切。」

于是我绞尽脑汁，穷思苦想，却怎样也悟不出个道理来。我愈是苦思冥想，愈是摸不清总署长的意思，如堕五里雾中。我实在没法理解这个怪国家的这条怪法律，这时候总署长扬扬自得地望着我，心里思忖：外国人想必远远不如斯特拉迪亚老百姓这样聪明机灵，难免少见多怪，怎么也摸不管头脑。

「看来，您揣摩不出啦？！」总署长皱起眉头盯着我，问道。

「请原谅，我实在揣摩不透。」

「咳，您要知道，这条崭新的法律对我们国家可真是妤处无穷哩。第一，这种处分常常采取罚款形式，国家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可以用来资助我们的政界朋友，还可以充实特别基金，用来嘉奖那些拥护政府政策的忠实信徒。第二，这条法律粗看起来十分简单，实际上作用却不小，大大有助于政府在选举议员的时候获得议会中大多数席位。」

「但是，总署长先生，您不是说过宪法规定人民可以享受各种自由吗？」

「是的。人民可以享受各种自由，但是他们并不使用这些自由权利！怎么对您说清楚呢？您要明白，我们国家制订了许多保障各种自由的新法律，应该付诸实施，但是我们习以为常，还是使用旧法律，我们也更乐意使用旧法律。」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制订新法律呢？」我不揣冒昧地问道。

「我们国家有个老规矩，就是不断地变换法律，变换得愈多愈好。这方面我们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光是近十年来，就通过了十五部宪法[1]，其中每部宪法曾被废除三次，后来又恢复。这样一来，我们和老百姓都记不住，弄不清，到底哪些法律有效，哪些法律作废……先生，我认为，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持着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祖国的文明！」总署长作出了结论。

「您说得对，总署长先生。外国人真羡慕你们有这样英明的国家制度。」

不一会，我向总署长先生告辞，走了出来。

（下一段）

 

[1] 塞尔维亚在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统治时期经常变换法律和宪法。一八九四年废除了一八八八年宪法，恢复了一八六九年宪法。到了一九〇一年又被替代以更加反动的「四月宪法」。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随心所欲地变换宪法，简直闻所未闻。例如，他在一九〇三年曾临时废除不久前通过的宪法四十五分祌（四月六日深夜），他的理由如下：「昨日的骚乱促使我提前修正宪法。但是在修正之前，我将在午夜时分废除宪法，午夜后恢复，同时，在老百姓进入梦乡的这段没有宪法的时间，我将废除那些激进派以欺骗手段取得我批准的各种法规。」这件事发生在《斯特拉迪亚》一书出版以后，历史学家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曾目睹这个事件，讲述当时贝尔格莱德街上人们就此事议论纷纷：「这种无法无天的事连道曼诺维奇也没有想出来写进《斯特拉其亚》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