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段）

第二天，我听说内阁垮台了。大街、小巷、咖啡馆、住宅——到处响起愉快的歌声。斯特拉迪亚各个角落都派来代表团，以人民的名义向新政府表示祝贺。无数家报纸登载着无数忠诚公民的电报和声明。所有这些声明和贺电，千篇一律，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抬头和署名有所变换而已。请看下面一例：

致部长会议主席ＸＸ先生

您的爱国热忱以及为祖国造福的卓越功劳，早已誉满墼个斯特拉迪亚。本地区人民得悉您即将治理国家，无不欢欣鼓舞。因为我们坚信，只有您和您的同僚才能够把国家从深重的苦难之中拯救出来，而您的前任推行错误的政策，给国家造成无穷的贻害。

我们热泪盈眶地欢呼：新政府万岁！

谨以五百人的名义祝贺。

（商人签字）

声明的格局大致如下：

我原来拥护旧政权，但是如今，在新内阁执政以后，我完全相信：前政府确实使国家蒙受损害，只有新政府才能造福于国家，实现人民的伟大理想。我现在声明，从今以后我将全力支持新政府，处处谴责令人诅咒的旧政权。

（签字）

许多报纸前一天还在为前政府的每一项措施大吹大擂，现在我看到的文章却一致严厉抨击旧政府，交口称赞新政府。

我翻阅了从今年开始的全部报纸，才明白每逢内阁发生新旧更替，类似的情况周而复始。每一届新政府备受颂扬，仿佛是唯一正确的政府，而旧政府却被骂得一钱不值，糟不可言，卑鄙无耻，害人匪浅。

发表声明和向新内阁祝贺的还是原来那么一些人，代表团的成员也总是原来那么一些人。

官员们个个急忙表态，向新政府表示效忠，不然的话他们的处境十分不妙，说不定就丢了自己的饭碗。丢了饭碗不算，人家还要往他们脸上抹黑，说他们破坏斯特拉迪亚的正常秩序，所以很少有这样的人。

一个德高望重的官员跟我谈起他的一个朋友，就是不愿意祝贺新政府上台因而被撤除了职务。

「看起来他倒是个有头脑的人。」我说。

「是个疯子！」那位官员冷冰冰地说。

「我看不是！」

「算了吧。他可真是异想天开。您瞧，他不肯象所有正常的人那样来那么例行的一套，宁愿全家挨饿。」

我随便跟什么人谈论这样的人物，大伙儿的看法都不谋而合。大伙儿替那种人感到惋惜，有的甚至瞧不起那种人。

新政府有许多紧迫的事情要办理，可是要着手工作，非得等到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向新政府表示充分信任不可，同时还得谴责前政府和议会的工作。这样，原来的议员还是当他们的议员。

这事情使我觉得十分惊奇。我找到一位议员，跟他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内阁无疑是垮台了，难道议会还是原封不动吗？」

「是的。」

「那么政府怎么能取得议会的充分信任呢？」

「我们将进行表决！」

「接下来你们要谴责前政府的工作，那么也就要谴责自己的工作！」

「怎么会谴责我们的工作？」

「谴责你们跟前政府步调一致的工作。」

「我们也谴责前政府！」

「好得很。但是，议员先生们，你们昨天还在为前政府 出力效劳，那你们又怎么说呢？」

「这一点不碍事。」

「我不懂！」

「一切都十分简单明了！」他淡漠地说。

「真奇怪！」

「一点不奇怪。不论是我们当议员，或者是别人当议员，谁都应该这样做。政府最需要的是表面上的一套。这玩意儿我们也是从别的国家学来的。事实上议会和议员都只按照政府的意图办事。」

「那么要议会有什么用呢？」

「我已经告诉您，这是装装样子，做做表面文章，叫人家看起来，我们的国家跟别的国家一样，政权是实行议会制度的。」

「现在我才懂啦！」我听了这样的回答，惘然若失，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

议员们倒也确实能够以祖国利益为重，把自尊心都丢弃不顾。

「我们的祖辈为祖国献出了生命，我们哪能再犹豫，连自尊心也不肯贡献出来？！」一个议员大声疾呼。

「说得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议会里工作进行得很神速。他们投票表决对新政府表示信任，谴责了旧政府的工作，然后提议国民议会修改某几条法律。

这个提议取得一致通过，修改法律的工作马上着手进行，因为这些法律不经修改补充，某些人的至亲好友就无法晋升到治理国家的重要职位。

凡属政府可能超出预算的一切费用，事先就获得了准许。于是，议会解散了。议员们管理国家大事，心力交瘁，各自回家休息去了。而内阁成员们披荆斩棘，终于取得人民的一致信任，心里得意非凡，于是举办了庆祝晚会。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劳苦功高，大家开杯畅饮一番，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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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访问了警察总署。机关前有一大群武装人员，个个脸色阴沉，怒气冲天。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在这样一个法纪森严的国家里，他们已经有两三天没有殴打老百姓了。

走廊和候见室里挤满了人，都是想拜见总署长的。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有的戴着大礼帽，服饰十分讲究，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身穿花哨的制服，腰间佩着马刀。

我不急于找总署长，想先跟在这里等候接见的人攀谈攀谈。

我先跟一个斯文的年轻人聊起来。据他告诉我，他想在警察局里找个差使。

「一眼就看得出您是个有学问的人，国家机关一定会马上录用您。」

年轻人哆嗦了一下，怯生生地朝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听见我说的话。他看到大家都忙于叹苦经，便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他做了个手势，要我说话轻点儿，接着悄悄地攥住我的衣袖，把我拉到远离人群的一边去。

「您也来谋个差使吗？」他问我说。

「不。我是个外国旅游者。我想跟总署长谈谈。」

「怪不得您拉开嗓门儿说我是有学问的人，说我马上能找到工作！」他悄声儿地说。

「难道这话不能讲吗？」

「可以讲，不过这可要害了我。」

「怎么害了您？为什么？」

「因为这个机关不接受有学问的人。我是个法学博士，但是我非隐瞒这一点不可，因为，要是总署长知道这一点，那可不得了，我就休想找到工作啦。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得不递交一份证明书，证明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这样才谋到一个好差使。」

我又跟几个人交谈，其中有一个是身穿制服的官吏，他对我诉苦说他至今没有得到过晋升，虽说他提供了控告反对派中五个人叛国罪行的材料。

我对如此不公道的境遇衣示深切的同情。

接着，一个富有的商人滔滔不绝地对我诉述他的一番经历。他讲了一大通，我只记得：几年前他在某城经营一家高级饭店，但是由于政治信仰问题吃了苦头，亏损了几百第纳尔；是的，过了一个月，他的政党登台执政，他立刻获得优裕的配给物资，因而赚回了一大笔钱。

「这时候，」他说，「内阁又倒了。」

「您又吃苦头啦？」

「没有。好在我已经脱离政治舞台。起初一段財间，我还拿出钱来资助我们的报纸，但是不去参加投票，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尝够了滋味。人家决不会这样干……后来我对政治活动真正腻烦了。一个人干吗要劳碌一辈于！所以我就决定干脆跑来求求总署长先生，在下届选举时选我当个议员。」

「但是选举不是要由人民来选吗？」

「怎么对您说才好呢？……按照宪法规定，选举当然要由人民来选，但是，实际上选举出来的人都是警察当局指定的。」

我跟好些人攀谈以后，便走到公务员面前，说道：

「我想见见总署长先生。」

这个公务员板着面孔，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

「等着！怎么，你没有瞧见这么多人都在等？ ！」

「我是外国人，来旅游的，没工夫等。」我沉着地对公务员说明情况。

「外国人」这几个字眼发生了神奇的作用，公务员慌慌忙忙地奔进总署长办公室。

总署长立刻殷勤地接见我，请我坐下，当然这都是在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

总署长长得又瘦又高，一副粗野的、铁板似的脸容，叫人看了厌恶，虽然他这时候竭力显得和蔼可亲。

「先生，您喜欢我们这个地方吗？」总署长勉强堆出一脸笑容，问道。

我连连恭维他的国家和人民，最后还补上一句：

「我特别钦佩的是：贵国管理有为，一片升平景象。我简直不知道应该先从哪儿说起。」

「呃哼，您过奖啦，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加强工作！」他得意洋洋地说，对我的赞扬感到很满意。

「不，不，总署长先生，我不是在吹捧，确实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我看到，老百姓心满意足，幸福无比。这几天里已经有这么多喜庆节日和庆祝游行！」

「情况确是如此。老百姓感到心满意足，这里边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因为我在宪法中人民充分享有的种种自由后面加了这么一条：『每个公民必须感到心满意足，兴高釆烈地推派各种代表团去祝贺每一桩重大事件和政府的每一项措施。』」

「这很好哇，但是，总署长先生，怎祥付诸实现呢？」

「这一点不难，因为全体公民必须绝对服从国家的法律！」

「好极了，」我说，「不过，要是发生了什么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都不利的事情，那又如何是好？譬如说，咋天我从总理先生那里知道，北部边境停止生猪出口，这件事将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对的，但是这一点不碍事。您瞧把，不出这一两天，全国各地都将为这件事派遣无数的代表团来向总理祝贺，祝贺他对我们友好的邻邦釆取如此英明委婉的策略！」总署长眉飞色舞地说。

「这太好啦，真想不到会有这样英明的制度。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也要由衷地向您祝贺，祝贺您出了大力，制订了如此英明的法律，使全国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老百姓无优无虑地过日子。」

「为了提防老百姓万一忘记履行在法律面前的责任，我在三天以前就預先向所有的警察机关下达一道秘密通令，贵令督促全体老百姓为此事向总理热烈祝贺。」

「那末，如果过几天恢复生猪出口，您可怎么办呀？」我好奇地问。

「很简单，我另外下达一道秘密通令，通过警察系统督促老百姓举办更加隆重、更加热烈的祝贺活动。凡事开头难，但是老百姓渐渐习以为常，不用督促也会照此办理。」

「一点不错，您说得对！」我说，心里却对总署长的一番话大为震惊。

「先生，要办任何事情，只要互相谅解和帮忙，总是能办成功的。在内阁里，我们彼此帮忙，保证每一个内阁成员的命令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譬如说，教育部长今天给我送来一道通令，要我帮帮他的忙，通过我主管的系统要求大家协助贯彻他的命令！」

「请问，这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并且是刻不容缓的。我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您瞧瞧吧。」

他说道，同时把一纸文件塞到我手里。

我拜读了一下：

「我们祖国的语言日益遭到破坏，某些公民肆无忌惮，居然无视法律中的明文规定，『任何公民无权破坏祖国语言，不得违背专门的「语言学家委员会」拟订的规定，而改变句中词序或臆造生字。』可是十分遗憾，目前有人竟然恬不知耻地把『愤怒』念成『问怒』。为了清除这种类似的可能严重危害我们亲爱祖国的祸端，我命令你们釆取行政手段保卫备受蹂躏的『愤怒』一词，对任何胆敢无视法律明文规定、擅自窜改词语者，应依法给予严惩。」

「难道这样的事情也要依法惩办？」我万分惊讶地问道。

「当然要惩办，非惩办不可。凡违犯上述规定而又有旁证者，应判处十天到十五天监禁。」

总署长沉默片刻，继续说道：

「先生，这一点您得细细琢磨！我们依法惩办那些胡乱遣词造句的人，无论从经济角度或者从政治角度考虑，都有说不尽的好处。您开动脑筋想想，就会明白一切。」

于是我绞尽脑汁，穷思苦想，却怎样也悟不出个道理来。我愈是苦思冥想，愈是摸不清总署长的意思，如堕五里雾中。我实在没法理解这个怪国家的这条怪法律，这时候总署长扬扬自得地望着我，心里思忖：外国人想必远远不如斯特拉迪亚老百姓这样聪明机灵，难免少见多怪，怎么也摸不管头脑。

「看来，您揣摩不出啦？！」总署长皱起眉头盯着我，问道。

「请原谅，我实在揣摩不透。」

「咳，您要知道，这条崭新的法律对我们国家可真是妤处无穷哩。第一，这种处分常常采取罚款形式，国家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可以用来资助我们的政界朋友，还可以充实特别基金，用来嘉奖那些拥护政府政策的忠实信徒。第二，这条法律粗看起来十分简单，实际上作用却不小，大大有助于政府在选举议员的时候获得议会中大多数席位。」

「但是，总署长先生，您不是说过宪法规定人民可以享受各种自由吗？」

「是的。人民可以享受各种自由，但是他们并不使用这些自由权利！怎么对您说清楚呢？您要明白，我们国家制订了许多保障各种自由的新法律，应该付诸实施，但是我们习以为常，还是使用旧法律，我们也更乐意使用旧法律。」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制订新法律呢？」我不揣冒昧地问道。

「我们国家有个老规矩，就是不断地变换法律，变换得愈多愈好。这方面我们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光是近十年来，就通过了十五部宪法[1]，其中每部宪法曾被废除三次，后来又恢复。这样一来，我们和老百姓都记不住，弄不清，到底哪些法律有效，哪些法律作废……先生，我认为，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持着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祖国的文明！」总署长作出了结论。

「您说得对，总署长先生。外国人真羡慕你们有这样英明的国家制度。」

不一会，我向总署长先生告辞，走了出来。

（下一段）

 

[1] 塞尔维亚在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统治时期经常变换法律和宪法。一八九四年废除了一八八八年宪法，恢复了一八六九年宪法。到了一九〇一年又被替代以更加反动的「四月宪法」。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随心所欲地变换宪法，简直闻所未闻。例如，他在一九〇三年曾临时废除不久前通过的宪法四十五分祌（四月六日深夜），他的理由如下：「昨日的骚乱促使我提前修正宪法。但是在修正之前，我将在午夜时分废除宪法，午夜后恢复，同时，在老百姓进入梦乡的这段没有宪法的时间，我将废除那些激进派以欺骗手段取得我批准的各种法规。」这件事发生在《斯特拉迪亚》一书出版以后，历史学家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曾目睹这个事件，讲述当时贝尔格莱德街上人们就此事议论纷纷：「这种无法无天的事连道曼诺维奇也没有想出来写进《斯特拉其亚》里去！」